Peter Hessler第一次来到中国时，既没有中文名字，也对中国一无所知。这种一无所知，在他看来未必是坏事——“这能让我对中国没有成见”。后来他有了中文名何伟，并来到了涪陵。写《江城》之前，何伟写过小说。那之后他才在涪陵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写作方式与对象。何伟说，他只想写那些寻常个体的寻常生活。他写出来的，不仅仅是我们曾视而不见的周遭，还有我们视而不见的一部分自我。
读《江城》过程对我而言震动很大，在后半本的阅读中，花了不少心思反观自己。即便是从小受到许多西方文学的影响，即便和老外讨论音乐的时候他们会说“你比我们还国际化多了”，但我所经受过的教育体系、受到体制的影响、我们一辈辈流传下来的传统，还是统统留下了痕迹。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明确意识到，自己依然有着何伟笔下的那些中国“老百姓”的影子，好坏皆在。并且因为外来文化与不同价值观的磨合尚未完成，在一些事情上形成了非常暧昧和棱模两可的态度，还有成长的余地。
上月做了一个邮件采访，何伟人在埃及。回复过来的内容仓促翻译完大约有六千多字，最后用在杂志里做了删减，这里贴出全部的采访内容。即便在并不深入的采访里，依然能够看到许多东西。包括同样作为记者，自己应该如何处理一些事，这也是在读他写的东西时额外的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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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多数作家都有一种倾向，会将他们早年的记忆和经历写入早期作品中，你在涪陵的时候也写了一个关于故乡密苏里的小说，小说讲的大概是什么内容？
H：我根据我姐夫的亲身经历写了一个短篇。我姐夫是密苏里中部的警察，他曾经击毙过一个罪犯（那个罪犯诱拐妇女并朝着我姐夫开枪）。我不觉得那个故事写得多好，因此从来没有将它寄给任何出版物。我天生不适合写虚构故事。
Q：去过了那么多不同的国家和城市后，密苏里对你有什么样特别的意义吗？你还会常常回想起在那边的生活吗？
H：我想密苏里人总是给人一种强悍、固执的感觉。他们一点都不造作。通常其它美国人好像不太尊重密苏里人，密苏里人会因此叫板。
我发现，有一些在美国中西部长大的人，总有一种决心，想要去看看自己没有见过的世界是什么样。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其实大部分中西部人还是希望呆在临近的州。但如果你有一点与众不同，就需要花费更大的努力才能离开。有时候你得走非常远。我在和平队的时候，大部分队员都是来自中西部。他们的灵活和务实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许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并不是来自己一个不可或缺的地方吧。这与美国其它地方的人截然不同，比如加州人，他们总是希望能够落叶归根，但多数中西部人一旦离开了，就再没有打算回去。我自己离开故乡时候，就知道这种分离会是永远的了。
话虽如此，我有一个很棒的童年。我在一个安静的街区长大，瀑布和森林就在附近，小时候我花很多时间在户外玩。而且我家就在密苏里大学附近，所以我的童年几乎是在校园里度过的。直到现在，无论何时我回到那里仍会觉得十分舒服，那地方对我而言永远像家一样。
Q：当你决定要写作的时候，你知道自己想说些什么吗？写作对于你是唯一的表达方式吗？
H：我最初决定要成为一个作家，是在16岁的时候。但其实我没有什么好说的。我想更重要的是我想要与语言有联系、与说故事有联系的感觉。我希望这种感觉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而且我觉得作家相对自由，我不想做朝九晚五的传统工作。我对能不能赚大钱也不在意，所以当个作家赚不了钱也无所谓。
直到后来，我才找到了自己关心，并且想写下的故事。在涪陵住下之后，我才第一次正儿八经地想要开始写作。因为材料很丰富，而且对我而言很重要，我对我写的对象有信心。我并不是为私人的野心才写下《江城》这本书。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记录下当时我曾经有过什么样的经历和感受。当时的中国在我感觉正处在一个十分重要的时间里，但没有什么人会去注意涪陵这样的小地方，而我则想记录下自己的这一段生活。
Q：你的写作对象从虚拟的故事到了现实的涪陵，你的叙事方式和立场因此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H：最大的变化是我从写小说转向了非小说类的写作。这种变化很自然地发生了——我意识到我在描述现实生活的时候其实是更自在的。当然也因为当时我遇见了一个好的写作材料。涪陵太有意思了，我认识的这些人都有着相当迷人的个性，我根本不需要去编造什么故事，显然尽可能精确的描述是更有意义的。
另外一个变化是我写作的语气变得更放松了，而且有了很多幽默。其实我一直有不错的幽默感，但是好多年来我从来没有在写作中体现出来。当我开始写《江城》的时候，来点幽默变得很容易。我猜是因为在涪陵的生活我必须得有点幽默感——重要的是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了。更重要的是我感觉到自己与这片土地的关联。我感受到非常强烈的责任感。我想要以一种尊重当地人的方式来写这个小城。
Q：完成《江城》后你有明确的写作计划吗？《甲骨文》和《寻路中国》是计划中的产物吗？
H：在《江城》后我没有什么明确的计划。1998年末我完成《江城》第一稿的时候，我和父母住在一起，并试图找份报纸或者杂志的工作。我是因为找不到工作才为自己做了这个决定——最终我决定回到中国，成为自由职业者。1999年3月份，我回来了。我根本没有计划写什么书，只是想将作为一个作家的身份来构建自我。
我一点不着急。写《江城》耗去了我太多的情感能量，所以我想缓一缓恢复一段时间。而且我知道自己得想想怎么给杂志或者报纸写东西。我一直觉得作家就是得写书也得给媒体供稿，如果想要生存就不能单单写书啊。
2001年我有了写《甲骨文》的念头，那时候我在给《国家地理》写一个考古故事。那时候我在安阳，无意中读了陈梦家的书，我一下子就对他的故事有了兴趣。我想到把这个故事与当代中国结合在一起应该很有意思。我喜欢这样的挑战——即写历史，也写当下。最重要的是，我想写点和《江城》不一样的东西，于是《甲骨文》就开始了。
也是差不多2001年的这个时间，我开始很多自驾行，也租下了我在怀柔三岔村的那个家。就这么过了一阵子，《寻路中国》的念头就自然地出现了。当时我正在写《甲骨文》，所以我觉得《寻路中国》得缓一缓。随之我意识到，这三本书其实是能成为一组关于中国的作品，每一本书又有不同的主题——地理、历史、经济。
Q：你花了十年的时候观察和记录中国，你的立场和感受有因时间而发生变化吗？
H：这十年里我自己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我还在涪陵的时候，我是个老师，我写的东西不多。我知道自己想成为作家，但是不知道该是哪种作家，也不知道怎么做才能成为作家。那几年我从没想过要写本书什么的，即便我在写《江城》的时候，我也没想过它会出版。
那就是我1996年到1999年的状态。1999年初我搬去了北京，开始成为自由职业者。最初的两年我是个很初级的自由职业者，不论什么出版物邀稿、无论写些什么内容我都做。在这期间我在编辑《江城》，也在很多报纸上发表作品，还做一些不发表的创意。后来这些创意成为《甲骨文》的一部分。2000年我开始为《国家地理》供稿，次年开始给《纽约客》写稿。2001年，我差不多就做这些事情，我不在到处找事情做，也不再那么窘迫了。在1996年到2001年这段时间里我几乎穷得叮当响。
虽然我的生活改变了，但是我不觉得自己的立场发生很大的变化。我觉得我与自己在中国认识的这些人的关系，以及我曾经在中国住过的地方都一直保持着，从我结束和平队的工作一直到现在都是如此。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在涪陵的那些年的感受和经历都太强烈了，它们逼着我从各种意义上成长了起来。这些经历也是我了解中国最精确的方式。而且在中国的时候我很少和外国人呆在一起，这也对我有帮助。
我一直用心经营着亲密的中国友情。在2000年的有一个时间点，我突然开始担心我在北京的生活太远离寻常中国人、太以其它外国友人为中心了。那时候我在三岔村找了房子，那之后，村里帮我很好地稳住了重心。我与魏家还有村里其它人建立了很亲密的友情。与此同时，我也和涪陵的那些朋友、还有学生们保持着联系。
很多外国人说起中国，总觉得有一种“既爱又恨”的感觉，但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我觉得这种“既爱又恨”是因为他们没有很多的实实在在的人脉关系，取而代之，他们对“中国”这个庞然大物本身发展出一种情感关系。这种情感关系太抽象了，所以会在正负两极剧烈波动。我从来没有感到我与“中国”本身的明确联系，这种关系的方式太庞大和复杂了。我更喜欢通过我与魏子淇、曹春梅以及Emily啊Willy啊这些学生的友情来定位这种关系。
Q：当你观察一个庞然大物，比如一个国家的时候，你难免成为其中一部分，这会对你的写作产生影响吗？
H：我总是试图更近地去观察。我关注个人、团体或者某个特定的村庄或者小城镇。我从来没有把中国当做一个整体来观察，这对我的写作也有帮助。
我对自己作为外国人的这个身份感到自在，在涪陵的时候我很活跃。我在学校里工作。在北京我与本地人的关系变淡了，但后来我在三岔村找到住处，这些关系又出现了，我成为了三岔村生活的一部分。同时我还经常写一些有一定距离的小地方，比如丽水。这是一种很好的平衡。对我而言，最好的状况就是既有一定距离，又能亲密接触。
Q：你开始写关于中国的文章时，你说你已经决定要写中国的平常人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决定？
H：在涪陵的时候，这很自然就发生了。我到达中国时对这个国家了解不多，并没有事先知道它的历史或者文化。我就是从涪陵这个小地方开始认识中国的，随后我读了越来越多的，也知道得多了。但我在涪陵认识的这些人都是“老百姓”，他们——我的同事、我的中文老师、我的学生、我在镇里认识的生意人——都是从小在农村长大，从没有成为城市人。我很自然地遇见了这些人，因为他们遍布全中国。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我想将它写下来。我与这些人相处很自在，我知道怎么和他们说话，我也能够很好地理解他们的立场。所以这成为我写作的焦点。
Q：你来中国之前对它了解多少？
H：在1994我来中国旅行之前，我对之一无所知。我知道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我知道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此外就无其它了。但在那趟旅行之后，我开始读中国的历史，所以在1996年我随和平队到涪陵的时候，我比之前知道得多了一些，但仍然是有限的。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好处的，能让我没有任何成见。
Q：你还和你书里写过的人保持联系吗？最近有没有你在涪陵的学生的消息？
H：我和之前在涪陵的学生一直保持着联系。我与他们中的许多人保持通信，差不多有六七十个人吧。另外一些人我每两三年会有他们的近况消息。还有比如Willy和Emily，则联系得更频繁了。
我和三岔村的魏家也一直保持联系，我们会打打电话，偶尔也写写邮件。可惜我和当时在丽水认识的好多人失去了联系。他们有很多不是移民就是搬走了，手机号码也就换了，并且不用网络。所以一旦他们移民出国就很难再联系上了。
Q：你试想过美国读者对你的“中国三部曲”的理想反应吗？
H：我希望美国的读者能够因为读了这些书而被激励着去了解更多关于中国的事情。我希望我的书让他们对中国更有好奇心，心态也更开放，也希望他们能够用一颗平常心来对待中国人。我想要他们明白中国人的很多动机和思维过程和美国或者其它地方的任何人都没有区别。我希望中国对他们而言不那么“外国”。
美国人读到描写中国或者其它发展中国家的书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往往会是：“这书让我觉得自己生在美国实在太幸运了”。这不是我想要读者有的反应，我不希望他们同情中国人，或者觉得他们奇怪或者可悲。可惜的是，还是有读者是这种反应，虽然我知道这不是我的错。
Q：你试过通过阅读来了解中国吗？有什么书是你觉得很不错的吗？
H：了解中国历史的途径太多了。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就很有用，他们写得很棒，有有趣。这也是我读的第一批中国历史的书。他写的通史《追寻现代中国》（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很有用。另外，我真的很喜欢黄仁宇（Ray Huang）的《万历十五年》（1582: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还有一些书则是回忆录之类更私人的记录，比如张戎（Jung Chang）《鸿：三个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还有沈复的《浮生六记》，还有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马建的《红尘》，马克•萨尔兹曼（Mark Salzman）的《铁与绸》（Iron and Silk）等等。在我在中国成为一个作家的过程中，太多书给了我启发了。
Q：写寻常人其实并不容易，你每天会遇见许许多多，你如何决定写或者不写？你有一些关于写作的基本原则吗？
H：没有什么真正的规则，事情往往是有机地发展。比如什么时候让我感兴趣了，我就决定去关注、追踪。有时候这是很私人化的，就像我和魏家的关系，这种情况当然更多是偶然因素。但有时我则会自己规划去遇见一些人、或者写一些东西。比如我写丽水，是因为当时我想要寻找一个我想要写的城市——我开车在南部各省转了一圈，最终选择了丽水。于是我在丽水呆了两周时间，见了各种各样的人，判断着谁的故事更值得去深挖。我遇到了王老板和高老板，当时整个境况就和我当时在涪陵或者三岔时候很不一样。
Q：你现在在埃及做的观察、写作和在中国的一样吗？你是怎么选择你现在在埃及住的城市的？
H：不一样的，因为现在我的生活境况改变了。我现在有两个孩子，年纪还很小。而且我以记者为本职工作，还得时不时写点报道。所以我不能像在涪陵的时候一样随心所欲地乱闯，当然其它方面则还是差不多的。我依然试着不要有对这个国家有预设的想法，我希望自己保持开放的心态。一有时间我还是会去不同的地区，去见不同的人，或者只是四处走走。我花了很多时间在街上跟人讲话。我花费很多精力去学阿拉伯语，我觉得对一个作家来说，能够说当地语言是非常重要的。
埃及和中国非常不同。开罗对于埃及的重要性可能是北京或上海之于中国所不能及的。中国的城市太多了，而且规模也都很大。但埃及则截然不同。大约有超过五分之一的埃及人生活在开罗，所以要了解埃及，就得从开罗开始。
我们现在住在扎马雷克，是一个靠近开罗市中心的尼罗河岛。这里的邻里街区都很棒，有很多绿树植被，我们自己还有一个的小院，所以特别是对我们家的小婴儿来说是很棒的地方。我们住在一座年代久远的公寓，它很有质感，我非常喜欢。扎马雷克戒备有点点严，一部分是因为它在地理位置上是个岛屿，但也因为这里有很多大使馆在这里。（比如我住的地方就离中国大使馆才两个街区。）所以它的安全度倒是很高，就算有什么大动荡，扎马克雷也相对安全。扎马克雷还很靠近市中心，我家离解放广场也有一英里远，所以总得来说交通很方便。
Q：你在埃及的一天是怎么度过的？
H：我和我妻子一般每天有两个小时的上课时间，是在Mohandiseen区的一个私人语言学校。然后下午我会做点研究，或者四处走走，和人聊聊天。傍晚时候我会跑步（用的是家里的跑步机），然后我带着小女儿们去街区里散散步。因为她们，我又有机会和许多人聊一聊，这也有益于我学阿拉伯语。
不过我有稿子要写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写稿期间我会在城市四处旅行、做采访。但我现在更喜欢学语言时候的状态，因为能够很安静、有成效，对这么多年密集的写作来说也是个很好的休息。另外我想在这找点兼职的教学工作，目前还在寻找机遇。
Q：你女儿们有学中文吗？你打算带她们回中国来看看吗？
H：Ariel和Natasha现在两岁，正在学阿拉伯语和英语。我们决定暂时不教她们中文，否则我太太的负担太重了，因为我们得一个人说一种语言。而且现在我们住在开罗，教孩子们中文也还派不上用场，学阿拉伯语更重要。
我们希望过些年能回到中国去，到那时候就可以让孩子们学中文了。我觉得在七岁左右开始是最好的，对我们而言，她们能学中文，并在那里度过一些年是很重要的，这应该是她们最大一部分的世袭财产了。
Q：在中国的生活对你意味着什么？
H：我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中国度过的，而且其中有很多关键的体验——我在中国成为了一个作家，我学会了在养活自己的时候又能做我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我在中国认识了我的妻子。也是在中国，我变得更有耐心了，因为涪陵和那之后的生活其实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但也因此我学会了耐心和谋略。
我怀疑，我的整个生活都会永远与中国有着某种联系。我不想成为一种主导身份的存在，这也是我为什么搬离了中国。但不论对于我的写作还是对于我个人而言，我都很自在这些经历能成为我的一部分。
Q：当你再回想起中国，脑海中浮现的会是什么样的画面？
H：我想起中国的时候总是心怀亲近感。当初我的计划之一就是能够在自己觉得还与之有关联、且快乐而总能得到收获的时候离开中国。我见过一些外国人在中国生活到最后失去了热情，只剩下痛苦，我可不想这样。这也是我希望能够回来的一部分原因。
所以对于离开中国其实我是小心翼翼的。这种谨慎还是有用的，因此我才能至今仍觉得这个国家对我而言是充满了积极意义的。我会很开心地去往一个新的地方，也知道我总有一天还会回到这里。
当我想起中国，我会想起那些对我而言意义重大的地方：我住过的涪陵师专的校园，还有那些村子。我在北京时候住的地方附近的那些胡同，三岔村、还有村庄周围的山丘。丽水的小市区，还有市南边的小山，我在那儿的时候总爱去那些山上跑跑步。